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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 吴玉霞:情怀永驻心间——追忆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
发布时间:2021-05-08 阅读量:7515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

      刘德海是中国民乐界贡献突出的标志性人物,海内外享有盛誉。2020年4月,中国琵琶界至暗时刻,大师陨落,乐坛震惊,我们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前辈而痛惜不已,他的离去是中国文艺界的巨大损失。一年后的今天,我们以艺术周的形式缅怀先贤,刘德海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艺术精神是民乐人的骄傲,更是我们的榜样。


      提起刘德海,一个充满了好奇心和大智慧的“老顽童”形象立刻浮现眼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音乐玩家”,体现在他多向度的艺术舞台、音乐创作和教学实践中。他把自己视作琵琶行进路上的“爬坡人”,和这块“有灵性的木头”较劲了70个春秋。这件“梨形”之神器在他手中被“驯服”,犹如魔术师的“戏法”应付自如、得心应手,正弹、反弹,龙眼、凤眼,指尖、心间,融会贯通、炉火纯青。
      刘德海出生于上海(1937-2020年),有着良好音乐天赋的他,少年时就显示出对民乐学习的浓厚兴趣。先生在《琴海游思》一文中表述:“我刚会吹奏第一句乐曲时,高兴的简直要发疯,回家后拿着竹笛在弄堂里不厌其烦地吹着。后来,我才发现这是我对音乐的初恋”……他认为:西方人把“演奏”说成“玩”(play),有一定道理,他自己开始学习音乐时就是“玩”,越剧、沪剧、评弹等等,练就了一种“随腔伴奏”的功夫。而江南的丝竹文化、弹词音韵曾给予他深厚滋养,更是他“回归江南文化摇篮”的根基。
      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代民乐“国宝”,数十年漫漫探求路,他坚持不懈、矢志不渝。如果说小时候去上海“大世界”玩,“哈哈镜”前的各种“变”,将他的淘气、灵气尽显无遗,那么中青年走出国门进行世界性的展现,他在各种“编”和“变”中激发创作灵感,显示出特有的朝气和帅气,而晚年的他早已上升至境界情趣,技道合一。他意识超前、勤奋过人,驰骋乐坛,硕果累累,各类音乐活动特别是与琵琶相关的文艺展演,均离不开先生的作品和他响亮的名字。从继承传统到不断出新,从关注弦品到探究弦诗,将毕生精力倾心于民乐事业,以德如海的人生追求,为民乐艺术整体性发展掌舵领航。先生集演奏、教学、创作、研究于一体,秉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开创了琵琶艺术新古典音乐风格,具有传承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前瞻性。
      舞台上的刘德海光彩夺目,上世纪70年代他演奏的《十面埋伏》家喻户晓。而他与吴祖强、王燕樵创作的一首音乐性、技术性完美结合的《草原小姐妹》则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开启了中西艺术融合之先河,还为琵琶艺术跨国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名字也因此连同琵琶这件古老的东方乐器一同走向了世界音乐舞台中央。刘德海曾分别与美国波斯顿交响乐团、德国柏林爱乐乐团,特别是与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等合作演出,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1979年他与吴祖强先生将作品改编成独奏版,使乐曲的流传更为广泛,成为继1980年“上海之春”首届全国琵琶比赛指定作品之后,海内外各类艺术大赛必弹作品之一,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刘德海作为《草原小姐妹》的原创与首演驰骋乐坛数十年。前不久,网传他上世纪80年代初与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的演出视频,我看了依然很震撼,无论是他精彩的演绎还是驾驭全场的能力、从容大气的舞台魅力,从民族器乐表演艺术研究视域,从作品演绎的完美与精湛,特别是solo与乐队的协调、呼应和上下场礼仪等方面,堪称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如此得心应手、轻松自如的背后,是他坚实的基本功、丰富的舞台经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民乐教育家,刘德海从教60载。他认为,教育家应当具备“授业、解惑、求变”的能力和胸怀,既要有学院派又要有民间派。在第八届“新绎杯”华乐论坛暨杰出民乐教育家评选活动,他在《传统音乐教育的开悟篇》发言中曾对11所音乐院校的教师提出重视教学教案和教学规范,掌握好示范、口述、论述三种语境暨学术本领的要求,尤其在开幕式上表演的《听茶》使人印象深刻,不仅表达了他对师长的敬意,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前辈丰沛的创作热情和探索精神,他的言传身教体现着他作为一位音乐教育家的思想境界。
      讲台上的他严谨规范。《琵琶新思维99话题》的实用性,《换个语境“说”弹轮》的哲理性,《唤醒一块沉睡多年的处女地——〈乐府民间音乐制作法〉备忘录》的传统性,支撑他学术高度的饱满性。先生将琵琶名称所包含的四个“王”字拆分并将其转换成四种颜色和四个角度作启发式模拟教学(寓意A,为传统经典研究——金色、B,将原创作品提升“民族化”“生活化”——红色、C,非遗传承与民间乐种保护——绿色、D,走出丝绸之路到海上文化——蓝色),以呼唤传统接地气。他在琵琶学科思维建立、琵琶文化“和而不同”、琵琶教学体系建设等方面理念的形成,与他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以及从事舞台教学、音乐创作、理论实践分不开,其有教无类“四色理论”彰显人文情怀,为在艺术美育与新技术推进中,为传统文化的承继与保护中,为琵琶古典与新创作品的诠释中,注入了新的美学理念和人文精神,传达“艺精、乐美、深情”的融合之美。
      他的教学偏于启发式,其“求新求变”的理念无处不在。他改编并演奏的古曲《霸王卸甲》,放大了霸王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使乐曲增强了戏剧性和内在张力。记得我们曾经关于《霸王卸甲》的演绎有过一次深度探讨,当时面对我的提问,先生没有直接告知对和错,而是将几种表达方式一一呈现,然后让你自己去体会和选择“恰当”。我也观察到,此曲1982年新编后,先生也是一直在琢磨和反复比较,包括别姬段的不规则慢轮,气息运用、戏剧性张力等,甚至对一个推拉音的乐律形态和语气语感都有所思量,他的音乐诠释具有多向性,并无固定模式。关于旧曲新弹他说道:“音乐从‘书卷’走向更大的空间,一曲多版——扩充音乐语言的多义性和增生性,求弦外音——解脱‘标题’的约束,揭示作品的隐义层面,旧‘矿’新探——不断制造‘新’的传统作品等等,均是对传统音乐‘美’的价值再采掘、再开发的一些手段和做法。
      我常和周围的学生说,我们学习老师,不要单纯学指法、看表面,会弹几首作品只是数量上的积累或是掌握“皮毛”,要深入“走进去”,真正读懂老师需要有悟性,因为他充满灵气的“活络”无人比拟。想学不等于善学,能关注他每个阶段的“细节”才能学到真谛。
      刘德海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典范,他说“我在演奏方法上把左手大指‘解放’出来,曾经是有过徘徊,也遇到过冷嘲热讽的,但是我想,西洋的大提琴可以用大指,为什么琵琶不可用?‘解放’大指是从音乐内容、表达情感的需要提出的。”数十年来,我一直以自己的观察去关注先生每个阶段的变化,品读、体味他的“金三角”理论以及对“这块有灵性木头”的潜心开掘和“兼容—优选—鼎立”的中和思想。他的“求新求变”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从实践中捕捉经验的灵感之中的。印象中,他早期讲轮指技术提倡“一点轮”,以食、中、名、小、大各指围绕中心点位发音并作平衡互补以达到音色音量的统一,即以中指为轴心,将复手和第24品(当时琵琶的最后一品)的中端为最佳发音点位,大关节带动小关节发力;80年代中后期,我关注到他对轮指触弦点、角度、关节运用有了更加细化和明确的要求,除了上述,他关注轮指演奏的外在手型(龙眼、凤眼)、偏锋(上、平、下)对声音纯净、美感的作用,倾向于轮指演奏5指触弦为5个点,即以中指为轴心(离复手6公分处为最佳点),大指、食指在最佳点之上,无名指、小指在最佳点之下,以突出具有横向颗粒多点连接的发音平顺感。他受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启发,提出一根弦上发音的“最佳点”,即弦总长的十二分之一处。不止一次地强调:“弦”是我的声带,它紧紧连在我的心上,将我美好的“弦外”感受在“弦”上唱出来。
      除了弹琴,我和刘老师经常在政协、文联、音协等单位举行的活动与会议上同在一组相聚。喜欢听他的发言,因为他视角独特、洞察力强,话题直接并且总有意想不到的过人之处。他的文化发展观、艺术站位和见解立意总是充满了思想活力,给人以鼓舞和启迪。他曾说:“舞台——是我的艺术生命。国内外无数次的舞台实践给我证实了这一点:搞‘越古越好’或是搞民族虚无主义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在艺术上,应该既要保持中国民族特色,又要有所创新和发展”。
      刘德海进入音乐创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初从改编民歌小曲到移植改编外国作品,为此他曾风趣地说:“这些都是领养的,不是亲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德海开启他的原创系列作品创作,人生篇、田园篇、宗教篇、乡土风情篇、怀古篇等,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技巧方面,都标志着琵琶艺术的新进阶。刘德海晚年的创作更趋向于心灵观照、返璞归真。
      刘德海的艺术思想是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他从传统性、民族性、世界性三个维度把人的精神追求、艺术道路的选择和传统音乐的发展成功结合起来。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丰富拓展琵琶技术技巧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新颖、热情奔放、富有哲理的艺术风格。他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关于文艺创作他曾指出:“生活上我们需要吃‘绿色食品’,精神享受上我们也需要聆听真正的‘绿色音乐’。而向民间学习,到民间去采风,是我们民族音乐能够不断发展的根和源头,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否则,民族音乐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类似这样的精辟论述还有很多,使我获益匪浅。他提出“民族器乐的希望在田野”这一概念,与教学中注重民间传统滋养,坚持尊重传统音乐的自豪感,以寻求母语般的心境走向田间,把民间音乐请回高校、搬回舞台的“一行动”计划,具有内在逻辑关联。
      纵观刘德海先生的艺术踪迹,我们从舞台演绎、教学理念、音乐创作、美学思考等方面看到了他年轻的“实”、成年的“收”和晚年的“和”,领略了一个成熟艺术家数十年舞台艺术积淀及职业音乐教育“求新”理念,包括后期他对传统及刘天华作品主客体“求变”的“三说”理论,(即“说好古人以前说的话,说古人想说而没来得及说的话,说古人没说而应该说的话而非画蛇添足。”)表达他对文化传统的真知灼见。
      刘德海大师从早年追求“帅气”,展现“灵气”,到晚年讲究“童趣”,回归“本真”,在提倡“调和文化”、“新古典音乐风格”的同时,将纯美、沉稳、中和、婉约、浪漫、禅意等不同意趣融合于回归自然的心境中,他“回归江南文化摇篮”的愿望,体现“江南雅韵 有容乃大”之深意。
我心中的刘德海是立体的,他勤于思考、敢于反省。从少壮实力派的表演型,到赋予内涵追寻内心听觉的文化修行,他把演奏状态从表层外化转至内心深处是需要时间和勇气的,特别是在多种场合反思自己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演奏《十面埋伏》一个夸张式动作引起的“哗然”所带来的反思令人敬佩。
      刘德海现象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有必然性在起作用。有人说他“运气”好,是时代的宠儿。我想说,但凡能成大器者必有与众不同之处。回望他精彩的一生,足迹遍天下、作品响四方。他将南方的细腻、北方的豪迈合而为一,不仅体现在生活中,更是注入于音乐表达。从他的琴音里,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清秀灵动与大气磅礴。
      刘德海不属于个人,他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中国民乐界共有的财富。刘德海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